张洪：“腐败亚文化”的危害

[52]按照语义学理论，确立语义的首要问题是明晰意义的意义，即语义解释要释明法律语词的意义，首先就要对意义本身进行界定。

作者自己的祖国，更是以日不落帝国之名在世界范围内横冲直闯，盘下了一百多个殖民地的家当。权利众口以烁金，积毁能销骨，漫漫乎有专制之恶名，延及近世。

若虚状上表者，从上书诈不实，徒二年。甚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条法规，地方官们自吹自擂，到处树碑立传，不仅会败坏道德风气，而且会让为有政迹者立碑这一德政荡然不存。一个世纪以后，西奥多·罗斯福，一个体面的现代人，当说起印地安人时也持同样态度，‘根除最终是有益的，一如其不可避免。也许，西方法系中权利的单兵独进，挡住了法律的道德脚步，让西方法学家在法律的道德性问题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四百年（庞德语）。这在孟子与荀子的性善论和性恶论中可以看出。

迈克尔·曼有一本重要的著作：《民主的阴暗面》，集中探讨了西方历史上的殖民掠夺和种族清洗，而且总还打着光面堂皇的旗号，他这样说：看一下三位历史杰出人物曾说过的话吧。中间则有圣托马斯行善避恶的自然法第一诫律。客观契机也就是行动的时机或机会，包括延迟。

慈禧太后年事已高，因为戊戌变法他与光绪皇帝之间有很深的积怨，一旦慈禧太后有个三长两短，害怕皇帝报复。调令是根据中央一位大臣的建议而发出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都有名（又分大名和小名）、字和号三种。在如何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他与李鸿章发生了争执。

但他并不急于反击，而是时刻关注事态的进展，通过情报联络各方人士，特别是包括他姐夫鹿传霖在内的京中大佬。（参见前注[15]，李细珠书，第289页。

譬如，像湖北武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内陆城市在张之洞的调教下成了已超过天津和广州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城市，被时人誉为东洋芝加哥。五、改革中的行动逻辑 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中国不是变好了，而是越来越糟。[22]场位观念是在关系中思考的观念，场域中的各种关系之间的斗争能调动起一个人的过去经验，并对行动者的行动方式起塑造作用。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蔽如故，康党断不能绝。

1898年7月黄绍箕经人举荐，进京被光绪皇帝召见。这显然不符合包括他在内的督抚们的利益。在许多问题上，二人也不乏合作，真不真诚那是另外一回事。命令上有有面询事件五个字。

[26]他们想到了张之洞，寄希望于他在中央核心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37]参见黎仁凯等：《张之洞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以下。

然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信息又通过在京参与改革的湖北官员得到确认。

这种双头政治自然会在其周围形成两个不同圈子，官僚们无形中都得选择自己的脚站在哪里，有关忠诚问题的无谓纷争也就变得不可避免。影响力的大小与介入影响的方式有关，而行动的方式、方法又与行动者的习性之间存在关联。[36]《劝学篇》系统研究的新近成果有石文玉：《儒学道统与晚清社会制度变革——张之洞〈劝学篇〉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来源：《法学评论》2021年第1期。只提出认为可行的改革方案，而不追求不可能的乌托邦理想。[12]同前注[7]，迈克尔·格伦菲尔书，第67页。

与此同时，他给北京为官的侄子发去大致相同的密电，除了要求打探确切信息之外，又一次表达了辞官的想法，并要求收电人把电报内容转达给其他几位在京的亲信和密友，让他们也为此努力，明白他的心思。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中，居于最顶端的是皇权，它是秩序的中枢和发动者。

同前注[24]，茅海建书，第32页以下。在科举功名上，作为晚一辈的康有为没有张之洞那么幸运，他考了7次于36岁时中举人，38岁中进士。

倾向不是行为人有意识地理性谋划的结果，它是处在前反思的一种自然状态。[62]这几句话很有意思，反映了一个儒家君子的应事之道。

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为此。在张之洞许可和支持的报纸上，他们着力介绍和宣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代表的康学，这是张之洞在学术上极为反感的儒学主张，而且在政治上也容易产生另一种联想：康有为是把自己隐喻为当代的孔子、变法维新的祖师。内与外在中国文化里，不仅是指事物的存在方式，也含摄了价值高低的分别。守旧通常被视为智识问题，并不涉及忠诚。

刘、张二人决定他们所辖的两地还是联合行动，问题又回到了原初：如何联合，谁来主笔？这一次，二人不能再客气过来、客气过去，事情耽搁得已经够久了。这说明，皇帝在这之前已经读了它。

摘要:  西学东渐以来的晚清中国，思想论说与行动实践并不总是简单的因果接续，它们依循的其实是不同的逻辑。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西方才是有意义的。

[37] 作为变法图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之洞在有关改革的表述中特别注意选用那些温和的词汇、术语，以接受者容易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容易引起疑虑的方式进行实践：如何说比说什么更重要。[35]他批评说，张之洞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两件事情之上，即复兴儒教和采用西方的科学与方法。

行动者的智慧是识时机、懂分寸，警觉审慎，进退有度，通过灵活变通的策略寻求问题的解决：行动者实践性地组织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寻求满足逻辑连贯的形式标准。而从这次有关官制改革的安排上，已经能够看出二人的轻重。[25]同前注[24]，茅海建书，第55页。[20]参见前注[14]，张达骧文。

[12]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是由早期社会所形成的经验决定的，它来自家庭以及与自己相当的群体的、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经验。在这个文本的序言里，他特别强调学的重要性：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6]。

儒家不提倡竞争，甚至反对竞争。（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载《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以下。

[64]毫无疑问，这个改革方案是张之洞与刘坤一之间相互磋商、相互妥协的结果。这样的习惯对其下属来讲，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怪癖，也会打乱其下属正常的工作安排。